#reading 这个类别下除了站务居然还没有别的帖子嘛，那我先来一个
但是这本书大概率不会读完，就算读完我也不一定会在这里写完
但是可以先写一点

:smirk_cat：

目录：

第一章：明朝覆亡后的全国形势
第二章：弘光朝廷的建立
第三章：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
第四章：大顺政权的覆亡
第五章：弘光政权的瓦解

书中一些人物：

史可法 ;左良玉 这链接还没写好，先别点

我的感想：

我还没看完呢写什么感想？ 😅看完了再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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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图

看到现在 May 16, 2024 (Asia/Shanghai) 感觉有必要插个地图
但是由于我没学过历史地理学，那我就放个现在的地图

原文链接也贴在这里
https://xjtu.app/t/xjtuer/6013/1000

甲申三月十九日朱由检上吊 :ghost:明朝灭亡 山海关外的明朝军队在吴三桂等人带领下撤入关内投降了大顺政权； 清廷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收取了关外地区，形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政权隔关相峙的局面 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正处于进军四川途中， 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统治之下。

顾炎武有一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但是实际上他从来没说过这句话。
他自己说的是：“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是亡国，还不是亡天下；
北京的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

这个问题早就有人写过了，就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1949 年从西柏坡去北京临行前毛主席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回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在乘车前往北平的路上，毛泽东说起了《甲申三百年祭》，他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这些说法有他们的意义。郭沫若 1944 年写的文章，反击的国党认为的明朝“一亡于流寇再亡于外寇”，所以要一边抗外寇一边剿流寇；毛主席讲这个话是要防止党在接管政权之后不变质的 一般认为李自成大顺军进北京之后迅速腐化导致的失败，但是这么说很不准确

三月十九日大顺军进京，四月初十日左右得到吴三桂率部叛变回军攻占山海关，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离京平叛，其间最大时限为二十三天。要说二十三天时间李自成就腐化得不会打仗了感觉这个说法相当靠不住。而且要说生活腐化不得民心，那清朝一会儿过来的时候更不得民心。
书中认为的是：
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贫苦群众的支持；而是由于它尚未完成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们的强烈不满，因而不可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区，把汉族各阶层人士结成抗清的一致势力。
军事上部署的失误又导致满洲贵族得以勾结汉族官绅，构成对大顺军压倒的优势。

所谓的

是追赃助饷政策，就是不怎么向老百姓收税但是找地主阶级抢钱 后面吴三桂就听说过他老爹被李自成抄家的谣言，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的

就是没太把满清当回事，主要把对手当成明朝 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进犯。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具体的我就不必说了书里面都有

清廷对吴三桂进行招降是比较早的。 他舅舅祖大寿老早就投降了，至于怎么投降的就要去问崇祯和袁崇焕了，当然这部分不属于南明史。 到明亡之时，吴三桂等撤入关内的辽东官员却很快决定接受大顺政权的招降。 原因很多但是这里不想写 :savoring_food: 然后就带人去北京见李自成了；然后路上走一半就又反叛了，原因的说法也很多，还有什么“冲冠一怒为红颜”之类的，看你怎么相信吧。 山海关之战李自成被吴三桂和满清联军击败，具体过程也不放在这里。 :hot:

山海关战役的意义 ：标志着：
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
二、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三、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大顺军经井陉退入山西。追击的清军于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这好像没什么好具体说的。

京师的再次易手，在明朝官绅中又一次造成重大的影响。大顺军进京时绝大部分明朝官绅都报名请用，清兵占领北京后相当一批汉族官绅出于民族隔阂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

清廷为争取汉族官绅的支持确实煞费功夫，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在经济上，清廷也实行维护官绅地主利益的政策。
在畿辅以及附近地区站稳了脚根，也为此后征服全国奠定了基础。

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失败的消息传开以后，原大顺政权管辖区内的明朝官绅认为时机已到，迅速纠集兵力发动叛乱，推翻当地的大顺政权。这些发动和参与叛乱的官绅绝大部分是以明朝为正统的，他们对山海关战役和清军入京的情况并不大了解，有的只知道大顺军被吴三桂部杀败；有的虽然知道清军入关，也以为只是吴三桂借用清方兵力。因此，他们打的旗帜大抵是“擒贼复明”。
（有一说一鲁迅写《阿 Q 正传》的里面阿 Q 还以为革命党“白衣白甲戴着崇祯皇帝的素”）

大顺军撤入山西以后，清军停止了追击，返回北京休整，约有一个月时间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所占地方不过是京师附近一带。
李自成又一次犯了战略性的重大错误。他不是坐镇太原，火速从陕西等地调集军队入晋，加强山西防务；相反，却同刘宗敏 (传说中搞吴三桂老婆陈圆圆的那位 🥵 🥵 🥵) 等高级文官武将率领主力继续西撤，于六月初渡过黄河，返回西安。

大顺政权在驾驭明朝降将上犯了一系列错误。
从 1644 年到 1645 年，归附大顺的明朝旧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叛变投敌。
李自成宽厚有余，警惕不足，往往任用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率领原部兵马独挡一面。
结果风向一转，叛乱四起，终至土崩瓦解，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那我把我的书评帖子也移动过来。
完结之后想看看，精彩片段总结 🤩

自从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之日起，朝廷的一切政令无法发出，南京的高级官员大概在接到崇祯皇帝“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书以后就再收不到邸报了。召兵紧急勤王和随之而来的音信不通，使南京各衙门大臣、守备太监、勋臣们越来越感到不安。 四月十七日朝廷既已全部覆亡的消息被某北京润出来的高级官员（他的名字不重要）证实， 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

当务之急是立君。 🤕
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都被大顺军俘获，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勋贵、太监和拥兵自重的将帅就在拥立哪一位藩王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执。

福王朱由崧 🐖在伦序和地理上（他已经润到淮安，离南京很近）占了明显的有利地位。
然而，部分东林党人却从狭隘私利出发，强烈反对由福藩继统，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备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从万历到天启朝廷上围绕着储君问题展开的“妖书”、“梃击”、“移宫”等轰动一时的案件都同郑贵妃有关，何况正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力争，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即朱由崧的父亲）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
因此，他们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自己在政治上将会失势。

礼部侍郎钱谦益（头皮痒，水太凉 🥶那位）当时被视为东林党魁，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这名字不重要）

作为实权人物的史可法（南京兵部尚书）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前往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折中方案立桂王（人在广西）

福王眼看自己要寄了，求助于镇将。
凤阳太监卢九德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后来的江北四镇）决定拥立福王。
马士英眼看手下大将全部自行投向福藩，抓住时机向福王朱由崧表示效忠。史可法还蒙在鼓里。
四月末，福王继统已成定局。

拥立定策问题对弘光一朝政局的影响极大，弘光一朝党争的激化、武将的跋扈，最后导致覆亡，关键都是从这里引伸出来的。

天雄星 豹子头 左佥都御史 左光斗（魏忠贤《东林点将录》里的说法）的学生，倾向东林党
明亡时任南京兵部尚书（南京最高文臣）

定策问题中的严重失误：
古语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史可法多少有点门户之见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他的致命弱点是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八方妥贴，最后落得个事与愿违。
拥立桂王而列举福王七不可立的书信落在马士英手里，白纸黑字，有口难言。
真正一度拥有决策大权的史可法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态度游移，没有断然决定拥立福王，致使朱由崧求助于镇将，从此大权旁落，应当负主要责任。
南明几个朝廷（弘光，隆武，鲁王监国，永历）最大的特点和致命的弱点正在于依附武将。武将既视皇帝为傀儡，朝廷徒拥虚名，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根本谈不上恢复进取。南明之不振种因于此，这种局面的始作俑者正是史可法。

督师淮扬：
史可法于五月十八日陛辞。二十日渡江往淮扬督师。
甲申五、六月间，南方诸臣只知道大顺军已占领整个黄河流域，前锋直逼淮上，在这种形势下史可法为防止大顺军饮马长江，作出守淮、守江的部署有其特定的背景。

（蒋校长 🧑‍🦲曰：“徐州地方历代大规模征战五十余次，是非曲折难以论说。”从历史上来看想守住南方半壁只靠长江是不可能的，战线起码要推到淮河甚至黄河一带。）

六月中旬以后，大顺军兵败西撤，畿南、山东、河南等地官绅反叛大顺政权，陷于一片混乱当中。（时间线收束 ）就弘光朝廷而言，趁清军尚未南下之时，出军北上，会合这些地方的官绅武装，扩大自己的管辖区，自然不失为一着高棋。史可法未必看不到这一点，问题是他指挥不动。

“借虏平寇”的基本国策：
史可法在甲申六月间上疏道：（前面我省略）伏乞敕下兵部，会集廷臣，既定应遣文武之人，或径达虏主（指顺治帝），或先通九酋（指清摄政王多尔衮）。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
史可法与马士英都是“联虏平寇”方针的赞决者。这一方针导致了弘光政权的土崩瓦解。

睢州之变与退守扬州
https://xjtu.app/t/topic/12000/36

看到你的读书记录才想起我还有一个大坑（也许是巨坑）没填… 🤡

想沉下心来读大部头越来越难了。 🥹

👻可爱捏，我经常想要是人们写书也能多用 emoji 就好了

感觉没什么好讲的细节 史可法明知自己指斥福王的把柄落在马士英手里，现在马士英既以“定策”首功备受朱由崧青睐，被 召入阁辅政，江北不能没有重臣督师，因此，他“**自请督师淮扬**”。 五月十二日朱由崧批准史可法出任督师。 史出马入，在许多史籍中认为是弘光朝廷夭折的一个重大关键。诚然，史可法远较马士英清廉正直，但如果认为他留在朝廷秉政，就可以保障江左，进而恢复中原，那就未免对史可法的政治眼光和魄力估计太高了，也不了解南明酝酿立国之时史可法受东林党骨干分子的牵制业已铸下大错。

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为皇帝 🫅，改明年为弘光元年。（其实弘光朝总共就一年）

四镇驻地和所谓进取之基都在南直隶境内，督师驻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扬州。当时的一些人士都看出了史可法的毫无远图，意在保住江南； ”青、兖、开、汝（指河南、山东一带），似置之不讲矣。” 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争夺繁华之地，既可过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挟朝廷。史可法出任督师时已是“失势悯墨”之人，他根本指挥不了“四镇”，只好奔走调停于四镇之间，如奉骄子，一筹莫展。 江北四镇是这样跋扈自雄，世镇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间就已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拒绝开读，在湖广巡抚**何腾蛟**、部下监纪副总兵卢鼎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开读成礼。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郑成功他爹）、方国安等人见大将如此，也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

**东林 - 复社**；**马士英**，**阮大铖**：后面都有机会再写（等这几个人都杀青了我再写 :savoring_food:） 大顺军西撤以后，山东、河北等地的大顺地方政权被明朝官绅颠覆； 清军占领了北京附近地区，由于强制推行剃头等政策，京师附近的居民惶惧不宁，许多地方揭竿而起反对清朝的统治。 清廷需要一段稳定自己在京畿地区的统治和养兵蓄锐的时间。何况大顺军尚扼守山西，清廷有所顾忌，不敢轻易以主力南下。因此，畿南、山东和豫东地区在两三个月里处于近似权力真空的局面。 弘光朝廷的按兵不动，给清廷以可乘之机。

山东各地百姓的反清义举此伏彼起，都是一种自发的斗争，从来没有得到南明弘光朝廷的支持。

青州之变（反清事件失败）

由于主力西撤而四分五裂，大顺军只控制着豫西等部分地区，其他地方一部分为死灰复燃的明朝官绅窃据，一部分被所谓“土寨豪杰”的地头蛇盘踞； 清方也乘虚而入，攫取了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怀庆、彰德、卫辉三府。

以上：清廷自五月至十月主力没有南下，以多尔衮为首的领兵诸王都群集在北京（郑亲王济尔哈朗原留守沈阳，九月护送顺治帝来京）休息

**清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史学界有不同意见。 有的人认为从清兵入关占领北京起，民族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 也有人认为由明至清阶级矛盾一直处于主要地位。 这些看法很值得商榷。因为: 如果认为阶级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那就不能正确解释二十年左右仁人志士的抗清运动，更不能公正评价大顺、大西农民军联明抗清的正义性。 而认为清军入关就标志着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显然不符合事实。甲申五月，无论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清廷，还是在南京继统的弘光朝廷，都把大顺农民军视为死敌。直到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清廷推行一系列民族征服、民族压迫政策，民族矛盾才上升为主要矛盾。

可以说“联虏平寇”（或称“借虏平寇”）（借用满洲贵族兵力扫灭“流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
它的基本思想有其历史渊源：

1. 崇祯年间，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深知朝廷兵力、财力不足以支持两线作战，曾经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具体内容是同清方达成和议，每年输送白银、缎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参、貂皮之类回报，实行互市；然后集中兵力扫除“流寇”。
   这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但并没有借助清方兵力对付义军的意思。

2. 一些幕僚人士开始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考虑借用北方少数民族兵力共同镇压汉族内部的农民起义。他们以唐朝平定黄巢起义为题目著书立论，用意是借历史经验说明唐朝平定像黄巢起义这样大规模的农民反抗，光靠有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大将不够，还需要借用李克用的沙陀兵，招降像朱温这类义军叛徒，才有中兴之望。

3. 弘光朝廷建立的时候，正值吴三桂降清，联兵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弘光君臣由于情报不明，对吴三桂同清朝的关系并不清楚，以为是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收复神京，一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的“义举”

山海关战役后，清廷轻易地占领了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开初在总体战略上并没有定见。 多尔衮设想的移都北京以图进取，究竟进取到多大范围，也心中无底。在吴三桂的接引下占领了北京和畿辅地区已属意外，他初期的意图很可能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实现南北分治。这一方针对于南明弘光政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然而，清廷的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

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从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上自朝廷、达官贵人，下至部分军民都仰赖于南方漕运的粮食和其他物资。
其次，降清的官僚中相当一部分是南方人士，他们惟恐出现南北朝的局面，自己将同故乡亲属分隶两个对立政权。第三，事态的发展也为多尔衮等人决策提供了依据；
最终认定没有必要承认南明弘光朝廷，干脆以清代明，走统一全国之路。

七月二十八日，清摄政王多尔衮命弘光朝廷派来的副将何拱薇、参将陈万春带了一封信给史可法，全文如下：（略）
大致内容：自封正统，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要求它无条件投降。信中充满了恫吓之辞，甚至说什么“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连抗清劲旅大顺军也被“借用”来作为迫胁手段，从另一方面看也反映了多尔衮自知兵力有限，以虚无飘渺的“联闯平南”壮大声势。
史可法的复信措辞极为软弱。他只是为弘光朝廷继统的合法进行辩解，反复表达“连兵西讨”的愿望，企图在镇压大顺军后两国世通盟好。对于降清的吴三桂，多尔衮信中一再以清方所封平西王称之，树之为“典例”；史可法不但不敢稍加指斥，还以赞赏口气说“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至于弘光朝廷的偷安江左，自朱由崧即位到史可法回信已过了整整四个月，一兵未发，史可法无以自解，仅以清军入关为由，说是“王师既发，复次江淮”，原因是为了避免同清方摩擦。

弘光朝廷既然热衷于“联虏平寇”，派出使团同清廷勾结就成了当务之急。 六月初三日，前都督同知总兵官**陈洪范**自告奋勇，奏请北使，命来京陛见。十九日，应天安庆等处巡抚**左懋第**“以母死北京，愿同陈洪范北使。许之”。二十一日，使团由南京出发，“前往北京谒陵，祭告先帝；通谢清王，并酬谢剿寇文武劳勋”。

按情理说，弘光朝廷既然正式派出使团去同清方谈判，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方案，作为讨价还价的基础。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使团出发时，左懋第感到朝廷赋予他的任务不明确，上疏要求澄清。然而，史可法、马士英等朝廷重臣“联虏”心切，听不进他的意见。“时可法驻泗州，与懋第相见，谓曰：‘经理，具文耳；通和，诏旨也。公宜疾行毋留。’以故所至山东豪杰稽首愿效驱策者，皆不敢用，慰遣而已” 。在史可法等人的逼迫之下，左懋第违心地踏上了北行之路，在前途渺茫之中，他所能做的只是不屈于清廷，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而已。

弘光朝廷派陈洪范为北使重臣，本意是考虑到他久历戎行，同吴三桂等人有交情，便于联络。但他是弘光北使团中的清方奸细 🤡。

（中间过程省略） 😼

弘光君臣派出的北使团既没有相应的武力作后盾，适足以自取屈辱。左懋第被拘禁于北京，清廷曾多次劝说其投降。左懋第坚贞不屈，到弘光朝廷覆亡后，被清廷处死。弘光朝廷见左懋第、马绍愉被拘留，陈洪范却被释回，事有可疑，认为陈可能是清廷的间谍 😰却并未追究，仅令其回籍了事。

北使的失败，在弘光朝廷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少数官僚已经看出清廷以代明“复仇”为名推行灭明之策，要求当政诸公改弦易辙，不要沉浸于“借虏平寇”的美梦之中，认真做好防止清兵南侵的准备。
可是作为督师大学士的史可法却在疏中写道：（“此处内容省略”）
这段文字似乎说明史可法看到了清兵南下是主要的危险，然而语言的混乱透示出思想的混乱。既然明知清廷拒绝接收弘光“国书”，使臣被辱，“和议固断断难成”，又说什么“讨贼之约，不闻达于虏庭”。更荒谬的是，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自己梦寐以求的“联虏平寇”推而广之，断定如果大顺军兵力尚强必然会同清军结为联盟，“先犯东南”。接着提出建议：“今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等与四镇，使悉简精锐，直指秦关。”
显然，直到北使破产以后，史可法仍然不改初衷，以大顺农民军为主要敌人。

这两节没什么好说的，看看标题就行了 十月间，**多尔衮**决策分兵 **两** 路征服全国。 具体部署是：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统兵取道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进攻陕北，得手后向南推进，摧毁以西安为中心的大顺政权；另一路由豫亲王**多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等率领南下，消灭弘光朝廷。 就多尔衮的战略部署而言是错误的。因为清廷除了留下少数兵马驻防京师及其附近地区外，主要的兵力同时投向西面、南面两个方向，两路大军势必越走越远，呼应不灵。李自成计划在陕北打一个大胜仗，狠煞清军威风。

关键时刻清廷改变了多铎部的进军方向，原因是驻守山西平阳（今临汾）和河南西部的大顺军向河南怀庆地区发动了反攻，并且取得了胜利。
大顺军发动的怀庆战役虽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却改变了整个战略态势，把两路清军主力都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多铎改变进军方向，由南下转为西进，先解沁阳之围，然后进攻潼关，打开入陕门户，同阿济格部清军南北合击大顺军。

多铎部清军暂缓南下，使南京的弘光朝廷得以继续苟延残喘，其统治集团的决策人物如朱由崧、马士英、史可法之流的目光短浅，侥幸图存和敌视人民则暴露得淋漓尽致。在阿济格、多铎两大主力全部投向陕西战场同大顺政权一决雌雄的时候，清廷在畿辅、山东、豫东部署的兵力相当有限，只留下肃亲王豪格带领为数不多的军队扼守黄河。
大学士马士英、史可法惟恐出兵黄河流域收取山东等地将触怒清廷，引火烧身。东线无战事，给满洲贵族提供了利用汉族内部纷争各个击破的大好机会。弘光朝廷愚不可及地推行消极避战的“借虏平寇”政策，直接导致了自身的覆亡。

清朝豫亲王多铎、智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统领的军队在怀庆地区击败当地大顺军后，于孟津县渡过黄河，十二月十五日进至陕州。李自成得到这个准确情报，知道驻防潼关的巫山伯马世耀部下只有七千余兵马，难以抵御多铎统率的大批清军。一旦潼关失守，西安在所难保，因此他亲自同刘宗敏、刘芳亮等大将带领原拟赴陕北的大顺军主力赶往潼关。清廷对夺取潼关的战略意义高度重视，作了充分的准备。十二月内增派固山额真阿山、马喇希等统兵经山西蒲州渡河协征，并且急调**红衣大炮** :red_circle::bomb:（在传说中袁崇焕在辽东用这个轰死了努尔哈赤 :boar:）供攻关之用。

十二月二十九日，潼关战役开始。具体过程略

潼关战役持续了十三天，这是决定大顺政权能不能保住西北地区的关键一战。大顺军失败了，正月十八日多铎部占领西安。不久，阿济格部也到达西安。清摄政王多尔衮命多铎部按原定计划往攻南京，阿济格部负责追剿大顺军。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大顺军由于南撤的路线不同，形成了东、西两大集团。东路即上述李自成亲自率领的主力，由陕西商洛经河南到达湖北襄阳，会合驻守当地的白旺部继续东下武昌等地的大顺军；西路是原防守陕北的李过、高一功部在清军占领西安以后无法直接南撤，而向西转移会
合其他驻守西北的大顺军取道陕西汉中南入四川，然后顺江到达湖北荆州地区。

潼关战役时清阿济格统领的军队也已经进入陕北。其部下有固山额真谭泰等满军，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以及从宣府、大同、山西抽调的汉族降附军，兵力相当雄厚。 大顺军方面的部署是毫侯李过（改名李锦）守延安，高一功守榆林。 延安失守后，李过部向西转移；阿济格即率清军主力南下西安。高一功据守榆林半月之后，主动放弃该地，实力没有多大损失。

李过、高一功率部撤离陕北，是在李自成放弃西安以后，从延安到西安之间有阿济格、多铎两路清军主力，已经不可能按李自成南撤路线行进，因此，他们采取向西转移，先到宁夏的惠安堡，然后会合了镇守西北甘肃、青海等地的大顺军一道向南撤退。

为了同李自成统率的主力会师，采取的路线是由陕西汉中入蜀，顺长江东下湖北。
在 1645 年夏抵达今湖北省荆州地区。

从后来的情况看：
李自成、刘宗敏统率的大顺军主力（即东路军）遭到阿济格部穷追猛打，领袖人物牺牲，实力损失很大，部下余众各奔前程，有的降清，有的依附南明何腾蛟（还记得他不 😁），有的孤军作战，有的转入李过、高一功部下；
而李过、高一功领导的经四川入湖广的部队却成了后期大顺军联明抗清的主力

1645 年正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领西安地区的大顺军主力经陕西蓝田、商洛撤入河南。由于撤退时携带家属和辎重，行军速度相当缓慢。阿济格把料理西北事务交给陕西总督孟乔芳，随即统兵猛追李自成部大顺军。据阿济格报告，这年三月到四月，他带领的满汉军队先后在河南邓州、湖北承天（今湖北省钟祥）、德安（今安陆）、武昌、富池口（湖北省阳新县境）、桑家口、江西九江等七地，接战八次，大顺军都被击败。

大约在三月下旬，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主力到达湖北襄阳一带。
当时，他麾下的士卒有从西安、河南带来的十三万，又把原先部署在襄阳、承天、德安、荆州四府的兵员七万调集随营，合计二十万众，“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 。由白旺统率的这支驻屯襄阳、荆州一带的重兵是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1643）带领主力北上歼灭孙传庭部秦军时留下守卫“襄京”的一支精锐部队，目的是扼制明左良玉军趁虚尾追。
李自成决策把襄、荆四府驻防主力调集跟随主力东下，是因为想抢在清军之前夺取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需要这支比较完整的生力军。

但是，这次集中兵力是失策的。因为：一、自古以来夺取或保卫江南必据守襄、荆；二、大顺军放弃黄河流域以后，惟一的后方基地只剩下襄阳、荆州、承天、德安四府，这一地区一旦放弃就变成无后方作战。镇守大将白旺曾经提出过异议，以为这一地区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已经比较巩固，驻防军也不弱，应当固守。

但是，李自成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所以当阿济格部清军尾追而来时，大顺军后方空虚，缺乏兵力阻滞清军前进。白旺部主力随李自成东下后，襄阳等四府轻易地被清军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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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李自成的主观意图是夺取江南为基业，实际结果却是他从崇祯十五年（1642）冬开始建立的各级地方政权全部瓦解，大顺军又回到了原先流动作战的状态。

当李自成统率大顺军由襄阳、承天向汉川、沔阳推进时，南明镇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连章告急。明江西总督袁继咸以为大顺军可能沿长江北岸向南京进发，带了一支军队赶往湖北蕲春，同左良玉部相呼应。大顺军却从沔阳州的沙湖一带渡过长江，在荆河口击败左良玉部将马进忠、王允成部，一时“武、岳大震” 。左良玉不敢迎战，在三月二十三日借口接到崇祯帝“太子”密谕，扯起“清君侧”的旗帜全军乘船东下，放火焚毁武昌。

李自成带领大顺军进驻劫后烬余的武昌后不久，阿济格部清军就追踪而至，“围武昌城数匝” 。刘宗敏、田见秀领兵五千出战，被清军击败。李自成决定放弃武昌继续东下。这时，大顺军的处境已经相当艰难，既无地方提供后勤供应，又要保护着随军家属，十万以上的大军随地筹粮，势必出现组织混乱，指挥不灵。

四月下旬，在距江西九江四十里处被清军攻入老营，大顺军久历战阵、位居文官武将之首的汝侯刘宗敏被俘，军师宋献策、自成的两位叔父赵侯和襄南侯以及大批随军将领的家属也被清军俘获。
李自成统率的大顺军在连续遭到清军重创后，实力损失很大，士气低落，为东下南京而准备的几万条船只也被清军缴获，兼之多铎部清军已从河南归德（今商丘）、安徽泗州直趋南京，原先的战略意图已经无法实现。他不得不改变进军方向，准备穿过江西西北部转入湖南。
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县境九宫山下，突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当时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义子张鼐和二十余名士卒，当地团练不知道这就是名震遐迩的大顺军，更不知道大顺皇帝就在这二十余人之中，就一拥而上。 混战当中，李自成和随从侍卫被击杀。

朱由崧既以亲藩得继大统，对于最具帝位继承人资格的崇祯三子自然惟恐其不死。 早在甲申七月间就仅仅依据一个卑微小官的传言宣布太子和定、永二王已经遇害。弘光元年（1645）二月正式下诏“谥皇太子慈焕曰献愍，永王慈焕曰悼，定王慈灿曰哀” ，借以掩人耳目，杜绝民望。实际上自从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起，兵荒马乱，各方面的人士大抵都弄不清崇祯帝三个儿子的下落。

尽管在 1644 年冬有“北太子”、“南太子”案，清初号称 “朱三太子” 的案件层见迭起，
但惟一可以相信的是：定王朱慈焕长期隐姓埋名，充当私塾教师为生，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在山东汶上县被清政府捕获，全家处斩。

朱由崧登基，挫败了某些东林—复社人士拥立潞王的计划。围绕帝位的勾心斗角并没有就此平息。弘光立国一年之内，先后发生了“妖僧”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这三个案件表面上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却都贯串着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政治背景。

一、大悲案。1644 年十二月，忽然有个和尚来到南京，自称是明朝亲王，从兵乱中逃出做了和尚。（明末亲王确实有不少改行当和尚的）弘光帝派官员审讯他的来历，大悲起初信口开河说崇祯时封他为齐王，他没有接受，又改封吴王。声称“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弘光君臣见他语无伦次，形迹可疑，严加刑讯，才弄清大悲是徽州人，在苏州为僧，确实是个骗子。经过会审后将大悲处斩。

二、假太子案。1644 年十二月，某官员的奴仆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少年，结伴而行。晚上就寝时发现少年内衣织有龙纹，惊问其身分，少年自称是皇太子。少年经常招摇于众，露出贵倨的样子，引起人们的注意，背后窃窃私议。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派遣内官持御札宣召。元年（1645）三月初一日，这个少年从浙江金华到了南京，被交付锦衣卫看管。第二天，弘光帝面谕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东宫，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当抚养优恤，不令失所。”随令众官同往审视。大学士王铎曾经担任东宫教官三年，熟悉太子的模样，一眼就看出是奸人假冒。

弘光立国之时许多官员曾经在崇祯朝廷上任职，见过太子朱慈烺的并不止他一个。如曾经担任东宫讲官的刘正宗、李景廉“皆言太子眉长于目”，他们看了伪太子之后都不认识；弘光帝“又命旧东宫伴读太监丘执中往认。之明见执中，亦不识也。于是群疑稍解” 。

从现存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在弘光朝廷上的官员都知道北来“太子”纯属假冒，没有人提出过异议。问题是这件事直接牵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人乘机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蜚语，于是围绕着“太子”的真伪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将中掀起了一片喧哗。弘光朝廷越说是假，远近越疑其真 🤣。这事一直闹到清军占领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方告平息。

三、“童妃案”。跟第二个差不多，就是有个女生说自己是弘光帝以前的老婆之一 🤭。
就案件本身而言，无论童氏是冒充，是误认，还是与朱由崧有过一段旧情，都不应成为南明政局的焦点。

童妃”案和假太子案的喧嚣一时，实际上是某些东林—复社党人在幕后掀风作浪。历史上无赖之徒冒充头面人物屡见不鲜，即以南明来说，永历初也出现了假弘光帝（一个和尚）骗得许多地方官的信任，但都没有像弘光一朝这样闹得乌烟瘴气。

究其根源，正在于东林—复社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视“门户”、“声气”重于国家、社稷，他们爱走极端，甚至惟恐天下不乱。在这些人看来，福藩继统等于万历以来自己在党争中最大的失败，因此一遇风吹草动，不管真相如何，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罢休。

浙东史派的创始人黄宗羲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撰写的《弘光实录钞》以“国史”自居，对弘光迎立作了如下的描写：（略）
他的弟子万斯同写道：（略）
黄宗羲的好友林时对撰《南都三大疑案》说：（略）
再看另一复社人士钱秉镫的说法：（略）
钱秉镫的好友金堡也记载道：（这段引文较短可以贴在这里 😁）

予闻弘光伪福邸也。福邸已被难，其妃有弟与一内侍偕走，诈称福邸。既登极，内侍惧福不敢言。童妃至，伪福邸恐事露，遂致之死。马士英特欲立福邸翻东林之局，遂使东南半壁拱手以奉之清耳。

把上引黄宗羲、林时对、钱秉镫、金堡的叙述联系到一起，分明看出这种流言蜚语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以“童妃案”作为突破口，彻底否定弘光帝就是朱由崧，而肯定其是一个异姓子弟的冒牌货。言外之意，马士英等“奸雄”为了攫取定策之功，放着潞王朱常淓这样的正宗“贤王”不立，却拉来一个身分不明的人拥上皇帝宝座，无怪乎要亡国灭祀了。

书中批驳了黄宗羲、林时对、钱秉镫等人的荒诞，并不是仅限于探讨史料的真实性，更无意于钻究宫闱秘事，而是说这三人的记载透露了弘光朝廷上党争的激烈情况。
真正的策划者未必是他们，因为弘光一朝党争闹得势同水火，而黄宗羲等人在当时朝廷上并没有地位，掀不起那么大的风浪。
直至社稷倾覆，江山变色，东林—复社党人仍把责任全归之于弘光昏庸、马阮乱政，自我标榜为正人君子，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是一批追名逐利、制造倾轧的能手，对弘光朝廷的覆亡负有责任。

1645 年（弘光元年、顺治二年）初，史可法亲自安排了高杰率军北上，这是弘光朝廷惟一一次向黄河流域推进的军事行动。只是进军的目的不是针对清廷，而是想在扑灭“流寇”中充当清军的盟友。史可法的部署是明军北上至开封地区后即向西面荥阳、洛阳一带推进。

高杰出师时，也曾给驻守黄河北岸的清肃亲王豪格写信，信中一再表达的“会师剿闯”显然体现了史可法的意图，以“分道入秦”夹攻大顺军向清廷表明弘光朝廷并非如清方指责的那样“不出一兵一卒”，以便在幻想中的和谈里给自己增添一点筹码。可是，清廷征服全国的方针已经确定，根本不愿考虑联合南明的问题了。

豪格在回信中乘机再次招降，而对“合兵剿闯”则不予理会，全信如下：

“肃王致书高大将军，钦差官远来，知有投诚之意，正首建功之日也。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来，过河面会，将军功名不在寻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剿闯，其事不与予言，或差官北来，予令人引奏我皇上。予不自主。此复。”

1645 年（弘光元年）正月初十日，高杰同河南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带领军队来到睢州
镇守该地的明河南总兵许定国已经秘密同清方勾结，并且按照豪格的要求把儿子送往黄河北岸清军营中充当人质。

高杰大军进抵睢州使许定国惶恐不安，进退失据。他深知兵力敌不过高杰，请求豪格出兵支援又遭到拒绝，只有横下心来铤而走险。一面出城拜见高杰，谬为恭敬；一面暗中策划对付办法。

高杰已知许定国把儿子送入清营的消息，为防止他率领部下把睢州地区献给清朝，想凭借自己的优势兵力胁迫许定国及其部众随军西征。十二日，许定国在睢州城里大摆筵席，名义上是为高杰、越其杰、陈潜夫接风洗尘。越其杰劝告高杰不要轻易进入睢州城，以防变生意外。高杰自以为兵多势重，许定国决不敢轻举妄动，只带了三百名亲兵进城赴宴，越其杰、陈潜夫陪同前往。许定国事先埋伏下军队，用妓女劝酒，把高杰等人灌得酩酊大醉。
半夜，伏兵猝发，把高杰和随行兵卒全部杀害，越其杰、陈潜夫惊惶失措，逃出睢州。

第二天，高杰部众得知主将遇害，立即攻入睢州对军民大肆屠杀，进行报复；许定国率部过河投降清朝。

高杰死后，军中无主，部下兵马乱成一团。黄得功等又想乘机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双方剑拔弩张。

史可法出兵配合清军“讨贼”的计划全盘落空了，他伤心备至，亲自赶往高军营中做善后工作，立高杰子为兴平世子，

高杰妻邢氏耽心儿子幼小，不能压众，她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这本来是史可法增进同高部将士感情的一个机会，然而史可法却因为高部是“流贼”出身，坚决拒绝，命高杰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由此可见史可法政治偏见之深和不通权变。

史可法本来应该趁高杰部将因许定国诱杀主帅投降清朝的敌忾之心，改弦易辙，作出针对清方的战略部署，至少也应利用许定国逃往黄河以北，清军无力南下的时机，稳定河南局势。可是，他在高杰遇害后却失魂丧魄，仓皇南逃。沛县著名文人阎尔梅当时正在史可法幕中，劝他“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 ，“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即所谓：“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左良玉是崇祯朝崛起的军阀之一。他自崇祯十二年玛瑙山战役之后长期拥兵自重，蹂躏地方，朝廷无可奈何，一味姑息牵就。弘光登极的时候，他坐镇武昌，位处南京上流，扼据战略要地，部下实力比较强大。由于弘光帝主要是依靠马士英会同四镇拥立的，左良玉没有参预，算不上定策功臣。朝廷对马士英的信赖，视四镇如骄子，都引起了他的反感。湖广巡按御史黄澍本是个龌龊小人，在左良玉同弘光朝廷之间猜忌日深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居中调停，反而以左良玉的兵力为后盾，企图在弘光朝廷中提高自己的地位。

到 1645 年三月，李自成部在清军的追击下进入湖北襄阳地区时，左良玉不敢同大顺军主力作战，率部顺江东窜。当时南京正为假太子、“童妃”等案件闹得满城风雨，马士英、阮大铖的掌权又在官绅中引起强烈不满，这就给左良玉提供了避战东下的借口。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伪称奉先帝太子密谕前往南京救护，以讨伐马士英为名，全军乘船顺江东下。临行之时，下令把武昌居民屠戮一空。
四月初一日，左良玉兵至九江，邀江督袁继咸到舟中相见。左良玉从衣袖中取出“皇太子”密谕，，逼勒袁继咸一同前往南京“清君侧，救太子”。袁继咸认为“皇太子”真伪未定，密谕“不知何人传来”，并且向诸将下拜，请求他们“爱惜百姓”。左良玉回答道：“谋陷太子，臣下所为，与今上无干。若爱惜百姓，大家本心，先生何必过虑？”袁继咸回城后，命部将坚守九江，不准左兵进城。部将张世勋已经同左部将领私下勾结，夜间纵火焚烧全城，顿时大乱起来，袁部诸将不能存身，劈门而出，同左军合营；左良玉部兵乘势入城杀掳淫掠。

正当左军由九江准备东下时，四月初四日 左良玉“以久病之躯，恸浔变之惨，一时殒命”。 左良玉死后，部下诸将推其子左梦庚为留后，把袁继咸拘禁在船中，继续引兵东下，先后占领彭泽、东流、建德、安庆，兵锋直通太平府。

在清军南侵，左良玉又顺江内犯的形势下，弘光帝曾经召对群臣，商讨对策。马士英明知这时清军重兵已经进入江苏北部，却怂恿弘光帝手诏命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抽调兵马过江拱卫南京。史可法于四月初二日领兵过江，行至草鞋峡时得到报告黄得功等部已击败左兵。史可法请求入朝召对，面见弘光帝说明对社稷的主要威胁来自清方而不是左良玉部，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他不赞成从江北抽调大批主力去对付左军。

南京城中的情况也颇为微妙。在左部叛军进逼池州，清兵大举南下的危急关头，弘光帝发出了“上游急，则赴上游；敌急，则御敌”的旨意，完全处于被动局面。马士英、阮大铖也明白无论集中兵力对付任何一方，南京都有陷落的危险。因此，他们暗中已作了拥兵出逃的准备。

到 1645 年五月，清军多铎部占领南京、芜湖等地，阿济格部击败大顺军，一直追到江西九江和江北的湖北州县。左梦庚部下有总兵十员、兵卒数万，既不敢迎击西来的阿济格军，又不敢东下与多铎部交锋，甚至不愿南下江西暂时避开清军主力，竟于五月十三日在九江至东流的长江中率领部下兵马向清军阿济格部投降。

摧毁南明弘光朝廷的清军实际上是三路齐头并进。 多铎部由陕西出潼关，经洛阳东进至商丘，然后向南直趋泗州、扬州，进攻南京，得手后分兵攻取太平府（今当涂）、芜湖，其主要对手是高杰部、刘良佐部、黄得功部明军，是为中路。 英亲王阿济格部尾随李自成部大顺军由陕西商洛、河南邓州，入湖北襄阳、荆州、武昌，直到江西九江一带，除击溃李自成带领的大顺军外，乘势解决左良玉部明军，同多铎部在今安徽省境内会师，是为西路。 另一部清军由原驻山东的固山额真准塔率领，南下徐州，沿运河水陆并进，收取宿迁、淮安、兴化、通州（今南通）、如皋以及长江以北滨海地区，这支清军攻击的目标主要是刘泽清部明军，是为东路。

在左良玉部东下、清军南侵的紧急情况下，史可法惊惶失措，胸中漫无主见。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阁部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赶赴天长，檄调诸军援盱眙，忽然得到报告盱眙守军已经投降清朝，他对部队几乎完全失去控制，“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扬州” 。十七日，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史可法“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 。
实际上史可法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藩的将领就在这几天里不战而降。
四月十九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随即奉多铎之命于二十四日参加攻取扬州。扬州城里只有总兵刘肇基部和何刚为首的忠贯营，兵力相当薄弱。二十一日，甘肃镇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入城，两人的意思却是劫持史可法，以扬州城投降清朝，见无机可乘，于二十二日率领所部并勾结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清。